中医名家、上海中医药大学方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朱邦贤，曾用一句话道出中西医学间的差别——西医是看人生的“病”，中医是看生病的“人”。

他将此解释为：西医既然是看人生的病，就要知道生的是什么病，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，并由此决定用抗生素还是抗病毒药物治疗；如果病人生的是同一种病，其治疗原则和方法基本一致。

中医看到的是生病的人，不管张三还是李四，即使得的同一种疾病，也未必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治疗方法。主要根据患者的个体状态及其反应，譬如患者的形神特征与禀赋体质，结合其在何种环境或情况下生的病，以及现在有着怎样的反应、处于病的什么阶段等等，然后再考虑该怎么处理。

中医把这种方式称之为“三因制宜”（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），即根据疾病与气候、地理、病人三者间的关系，制定相适宜的治疗方法。

西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，中医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“天—地—人”三才思想为根基构建而成的整体医学模式。

“医学模式的不同，决定了这两种医学在对待人体、生命、健康、疾病、诊断、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医学认知与医学行为上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。”朱邦贤说。

“中医治本，西医治标”等论断，大抵就是对中医“辨证论治”，西医“辨病论治”的另一种解读。只不过这在医学界人士看来，并不完全正确。

医疗史学家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强调，要注意“标”、“本”在不同语境和坐标中的不同理解。

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郑洪则认为，如果“本”指疾病的根本原因，而“标”指表面现象的话，没有哪种医学会不致力于解决根本原因：“不过在总体上，中医始终认为人为本，疾为标，西医有时执着于病的概念，认为病原体是本，疾病是标。”

朱邦贤强调，中医视人为“本”，所谓治“本”，就是要紧扣阴阳失调、邪正相争这两对发病的基本矛盾——阴阳失调同生命质量、生命活力有关；邪正相争讲的是人与自然界适应与否的关系。

为了“辨病”，西方医学借助于显微镜、电脑、核磁共振，可以从细胞到分子，一直到基因，不断地进行解构，在人体细胞进而基因等层次上认识的日益精准，却又使其对人体内在的有机联系及系统整体上的生命机制有所忽视。

然而，人体是一个与自然、社会环境紧密关联的生命活体，在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细胞、分子、基因片段，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已经脱离了生命母体的“物质”，这种科学的观察结果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上的局限乃至偏差。

以现代人“闻瘤色变”的疾病问题而言，现代医学主要的医疗方法还是以“杀灭”或诱使癌细胞“凋亡”为目的。

而现代中医在某些肿瘤治疗领域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“带瘤生存”——学会与其和平相处，要以柔克刚，通过以“扶助正气”为主的方法，调整其免疫保护机制“强大”到足以抑制肿瘤扩散，促使癌细胞能进入到“静止”或“休眠”状态。

“肿瘤和正常组织细胞本是同根生，只不过它就像一个学坏了的孩子，一个小霸天，把本该自行凋亡的细胞无限地增殖了下去，把人体供给的养分给半路拦截，为其所用。”

朱邦贤举例说：“有位肺癌术后女性患者，3年后再次复发，本着‘死马当活马医’的想法来看中医。我当时就跟她说，服用的中药，主要是扶助正气、调理形神，而不是所谓的‘抗癌疗法’。”

如果在2个月内能解决咯血问题，三四个月内咳痰等症状消失，你要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癌魔。当然，如果去拍个CT，肯定还能看到肿瘤阴影。结果，这个患者带瘤生存了15年。”

虽然余新忠表示，现代医学对治疗的具体化和细致化，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医学混沌论的反拨，是医学进步的体现。但他也承认，在现代科学体系和医疗机制中，存在着将病人客体化、身体物化和诊疗割裂整体等问题。

“这应该是现代西方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弊端，早已引起西方学界的批判、省思和弥补，但至今也没找到很好的解决之道。”

他提出，如果中医仅仅满足于传统整体观的话，对其发展没有实质意义；相反，中医若能很好地克服西医面临的那些问题，不失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造性转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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